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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龙诉沈耀军民间借贷纠纷案

来源:   发布时间: 2016年12月19日

  杨福龙诉沈耀军民间借贷纠纷案

  

  【关键词】借款合同  实际交付  举证责任  合同效力

  【裁判摘要】

  一、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一般具有互助、救急的功能,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较为亲密,非同村邻里即亲朋好友。一般情况下,出借人提供借款,借款人出具借据,交易即告完成,借据即是借款合同,又是付款凭证。此类纠纷一般不能苛求出借人提供借款交付的证据。

  二、本案中,原、被告间并非熟人关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而原告本人并未到庭,其两个委托代理人的陈述有不同之处,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对借款是否交付尚存合理怀疑,原告与被告之间虽已达成借款合意,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其已向被告提供了借款,故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尚未生效。

  三、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在被告辩称借款并未实际交付,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能充分证明其已向被告实际交付了借款,因此,原告就其诉讼主张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杨福龙,男,汉族,住菏泽市牡丹区。

  委托代理人赵航,菏泽牡丹创兴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洪春霞(系原告妻子),女,汉族,住菏泽市牡丹区。

  被告沈耀军,男,汉族,农民,住东明县。

  委托代理人沈国印(系被告父亲),男,汉族,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张洪涛,山东九州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福龙与被告沈耀军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东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2014年9月10日,原告借给被告32000元,并签订借条一份,载明被告借原告32000元。后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以各种理由拒不归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无奈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32000元。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应当成立,提供借条一张:今借杨福龙32000元(叁万贰千元整) 沈耀军 2014.9.10。

  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没有交付给被告借款。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应予驳回。一、借条是在原告欺骗、逼迫下书写的。被告与原告的妻子在从菏泽去衡水的火车上认识,原告的妻子以原告在银川有工地为名让被告跟着原告干。被告与原告见面后,根本没有见到工地,而是原告以西部大开发的名义让被告投资,再发展其他人投资,之后就等着挣大钱。原告带着被告以“串老乡”的名义让所谓的老乡给被告讲投资的好处,被告经原告的洗脑相信了原告的说法,于是向亲戚、同学借钱投资,但亲戚、同学认为是传销拒绝借钱给被告。被告以在工地开车的名义骗临河店村的王振到了银川,王振看是传销,劝被告回来遭拒,随给被告父亲说明了情况。被告父亲沈国印、姐姐沈玲霞于2014年10月18日到了银川。就在当天早晨,被告父亲、姐姐来到之前,原告让被告打个借条,被告没有见到原告的钱拒绝了。原告欺骗被告说打借条的目的是吓唬吓唬被告父亲,被告父亲看到被告欠原告钱就不带被告走了,再者让被告父亲多留几天看看被告做的事,让被告父亲也参与传销,并威胁被告不写这个条,就不能与亲人相见。这样,在原告的欺骗、逼迫下写了借条,并按原告的要求把借款日期写到2014年9月10日。二、从借条内容看,仅是被告拟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向被告出借了款项。三、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合同的成立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被告写了借条,但原告并未提供借款给被告。按照合同法规定,此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四、原告诉称的借贷关系不合常理。被告与原告的关系只是认识,相处时间短,之间没有经济往来。从2014年7月31日被告同原告第一次见面,到被告于2014年10月18日给原告打借条,总共两个半月的时间。其亲疏关系仅仅是认识,达不到金钱往来的程度。本案借条记载的借贷金额32000元,数额较大,凭双方的关系原告不可能借款给被告。被告仅仅是个打工者,没有大的支出项目,没有借款32000元的用处。所以,原告诉称的借贷关系不合常理。五、被告书写借条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是在原告欺骗、威逼下书写的,不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背后隐藏着非法传销行为。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应当成立,提供了火车票7张,其中两张是2014年10月17日10:11东明县开往新乡;两张是2014年10月17日15:13新乡开往银川,乘车人分别是沈国印、沈玲霞;三张是2014年10月18日18:30银川开往衡水,乘车人分别是被告、沈国印、沈玲霞。

  本案开庭审理时,本庭组织双方当事人就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针对原告提供的借条,被告承认是其书写,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针对被告提供的七张火车票,原告认为从东明县到新乡的两张火车票没有乘客信息;对从新乡到银川的两张火车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被告的父亲和姐姐去了银川;对从银川到衡水的三张火车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对原、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东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并无特殊关系。原告妻子洪春霞和被告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亦无特殊关系。被告在宁夏贺兰县向原告出具了借款32000元的借条。2014年10月17日15时13分,被告父亲沈国印、姐姐沈玲霞从新乡乘火车去银川。2014年10月18日18时30分,被告和其父亲、姐姐三人一起乘火车去了衡水,离开了贺兰县。

     诉讼过程中,原告委托代理人赵航做了如下陈述:我不知道原、被告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在哪认识的,听原告说原、被告系朋友关系,认识了很长时间,被告经常去原告店里玩,原告觉得被告品行还可以;原告在贺兰县经营鞋店,我不知道鞋店的具体位置;打借条的时间就是借条上的时间,具体到几时需要问原告本人,打条的地点在贺兰县长城慧兰园A区14栋1单元601室,在场人有原、被告和原告妻子,打借条后当即交付了借款,系现金交付,这些钱是原告开店挣的钱;不知道被告在贺兰县从事什么工作,需要问原告,被告借款只说有急用,不知道真实的用途;原告认为被告住在原告给被告找的房子里,又是老乡,认为被告跑不了,又打了借条,就借钱给了被告。

  被告委托代理人沈国印做了如下陈述:我和沈玲霞去银川贺兰县找被告,2014年10月18号早晨到的银川,原告和被告开车到火车站接的我们,先去了原告家,后去了贺兰县太阳城;就在我们到贺兰县的当天早晨,被告书写了借条;被告等三人离开贺兰县的时候,原告扣着被告一台笔记本电脑;被告去延安油田干活,在衡水倒车,被告与原告的妻子是在去衡水的火车上认识的;后原告和其妻子经常给被告打电话让被告去贺兰县,2014年7月31日被告去的银川,原告和其妻子去车站接的被告,这时候原、被告才认识,原告给被告讲投资的好处,让被告投资;被告开始搞传销,家里人不知道,临河店村的王振被被告骗到银川后发现是传销,让被告回家,被告不听,王振向我说明了情况,我就和被告姐姐去银川把被告弄回了家。

  为查明案情,本庭通知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庭接受询问。

  原告委托其妻子洪春霞到庭做了如下陈述:其实被告不认识原告,认识我,我和被告是在去银川的火车上认识的。2014年9月10日,被告哭哭啼啼的找到我,说他想干点事儿、投资点啥儿,找别人借钱借不到,想向我借钱,我出于帮他的目的,同时考虑到老乡关系,就把钱借给被告了;给的现金,家里平时就有钱,没有去银行取款;打条时打给原告了,时间就是借条上的时间,在我家打的条,在场人有我和原、被告;被告没有说借款的用途,我也没有细问。我和被告没有特殊关系,认识也有几个月了,他一直在那附近打工,我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被告的偿债能力很正常,他的工资每月得有七、八千元,他在那打油井。我在贺兰县见过被告父亲和姐姐,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去贺兰县,也不知道被告等三人一起离开。我和原告去被告家催要过借款,也打电话要过。

  被告到庭做了如下陈述:2014年5月1日前后,我在从菏泽到衡水的火车上认识了原告妻子洪春霞,她问我干什么工作,我说在榆林定边搞钻井技术服务,效益不好,想转行,她说她对象在乌海有工地,让我去看看。之后,我们通过几次电话。大概是7月底,我准备去乌海,她说她在银川火车站接我。我到了银川后,洪春霞和原告接了我,后去了贺兰县。到贺兰县后,原告开车拉着我到处转,串老乡,说在贺兰县能挣到大钱。慢慢的我也就相信了,让家里人给我汇钱,家里人没有汇。正好我妻子生孩子,我就回家了。回家前,原告夫妇说让我安心回家,合同入股的事他给我办,让我复印了身份证,留了两张一寸相片。我在家时原告和我打电话,说合同已经办好,让我来贺兰县,家里人不让去,我就以各种理由推辞未去。在家呆了二十多天,我和同村人去鄂尔多斯打工,我在鄂尔多斯呆了三天就去了贺兰县,去了就在那呆着,慢慢骗人来。中间我一个同学张魁余去了,我妻子的哥哥王振也去了。王振去后发现是传销,家里人也就知道了,我父亲、姐姐就去贺兰县找我。他们两个到贺兰县的当天早晨,我给原告打了借条。打条时,我说一没有见合同,二没有见钱,为什么打条,原告说打条的目的是吓唬我父亲,让他在贺兰县多留几天,让我父亲也认可这个事。原告给我做工作,做了很长时间,我就给他打了条。原告说给我转合同是9月10号左右,按转合同的大概时间打条。打条的具体地点是贺兰县太阳城乙区26号楼6单元6楼602房间,不是原告家,打条时就我和原告在场。之后,原告开着车到车站接了我父亲、姐姐。后来我们说等种上麦再回来,我们三个才回家了,原告扣了我一台电脑。原告说我投资了,但我没有见过合同,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替我垫付过投资款。

  为查明事实,本院于2015年6月15日再次通知原、被告到庭,原、被告均未到庭。

  东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一、原、被告之间是否达成了借款合意。二、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

  针对争议焦点一,被告辩称其是在受到欺骗、威逼的情况下出具的借条,但其提供的七张火车票,并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原、被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原告接收,即应认定为原、被告之间已达成了借款的合意,对被告辩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原告本人并未到庭,其两个委托代理人的陈述有不同之处,对借款是否交付尚存合理怀疑,原告应当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已经交付的事实,现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其已向被告提供了借款,故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尚未生效。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与被告之间虽已达成借款合意,但被告辩称借款并未实际交付,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能充分证明其已向被告提供了借款,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尚未生效,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32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东明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福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00元,由原告负担。

  

  杨福龙不服一审判决,向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已经将借款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是在威逼利诱下签订的借条。被上诉人答辩称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条是在受逼迫的情况下书写的,是无效的,借款并未交付,借款合同不生效。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借款是否实际支付,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一审中上诉人经原审法院两次通知均未到庭,其两个委托代理人的陈述有不同之处。综合分析本案案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认识时间较短,无特殊关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借款用途说不清楚。上诉人一审代理人洪春霞称被上诉人每月工资有七、八千元,据此,被上诉人有正常的收入,对于涉案借款的急迫性,上诉人也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上诉人虽主张借款已实际交付,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尚未生效。据此,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东明县人民法院东明集人民法庭  李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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